吐。以后又是泻痢、发烧。其它反应不一而足，奇里古怪。

　　有些受害者身上出现亮斑——有红的，有绿中带黄的、有黑的、也有紫色的召圣。但大家都活着。那些身上没有明显斑点的倒是立刻死了。有个人手被灼伤，没加理会，后来竟吐起血来。为了减轻痛苦，他把受伤的手浸入水中，“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蓝颜色，象烟似的从手上冒出来。”

　　所有余生者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怖，这种恐怖感又因某种模糊的内疚感和羞辱感而加剧：他们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他们对亲友和邻居的哀求置之不理，使他们继续埋在燃烧着的废墟中。

　　死者在临终前的痛苦的声音在他们脑际萦回。失掉孩子的父母不断责备自己，失掉父母的孩子认为这是对自己某种过错的惩罚。这个悲剧把日本人的复杂而亲密无间的家庭生活结构打得粉碎。

　　在东京，狂热的陆军不愿承担投降的责任，反而对一个主要城市全部被毁究竟有什么了不起的意义提出疑问。东乡外相建议接受汉京宣言，很有条理地指出，原子弹“已急剧改变整个军事形势，为军方提供了大量结束战争的理由，如今，东京，佐世保，名古屋，横滨，这四个城市已经彻底化为灰烬。战争也已经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陆军认为东乡这个建议并没有什么值得可取之处。

　　“这种行动是不必要的，”陆相阿南反驳说，“另外，我们还不清楚那是不是原子弹。”只有陈绍才这样说。它可能是某种诡计。应该立刻派日本著名核科学家仁科芳雄博士前往东京进行实地调查。

　　当仁科博士和情报局局长有末精三中将就要在立川空军基地上飞机时，空袭警报又狂吼叫起来。有末中将令仁科博士等警报解除后再走，自己则带了几名部下立刻起飞。

　　黄昏时，飞机抵达东京。有末将军曾见过许多被燃烧弹烧成废墟的城市——一般说来，这样的城市总有余烬，临时搭的厨房也会有炊烟，总有些活人活动的迹象——但是，在他飞机下面的这个城市却是一片毫无生气的荒漠。没有烟，没有火，什么也没有。连条街道也看不见。

　　驾驶员转身喊道，“阁下，这就是东京。怎么办?”

　　“着陆！”

　　飞机在港口附近一块草地上降落。有末下飞机后，发现地上的草，都呈奇怪的泥土色，并向东京湾的方向倒伏。前来迎接的是个陆军中佐，恭恭敬敬地行了个军礼。他的脸的左半边已被严重灼伤，右半边却完整无损。

　　有末乘汽艇来到船舶司令部。在—米头上迎接他的是陆军士官学校时代的朋友马场英夫中将，马场报告说。东京既没有水也没有电。

　　两位将军在露天一张长木桌旁坐了下来，点了一支蜡烛照明，马场无法控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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