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会相信这种货色，它很显然是粗鄙的宣传，并很使人想起在以前那场战争中提供给公众的那种无聊的东西。”其他订阅者也有类似的评论。但是《读者文摘》的编辑们坚持这些故事是真实的。为了捍卫其可靠性，编辑们忍受“巨大的痛苦”收集更多的国际安全区领导人的来信，把它们转载于该杂志1939年10月号上。编辑急切地加上：“我们所见的材料可以塞满这份杂志整个的一期，全部材料证实了今后刊登的有代表性的精选段落。”

　　幸运的是，在南京的罪行不仅记录在纸上，而且拍成影片，使它们几乎无法抵赖。约翰·马吉有一部业余摄影机，他拍下了金陵大学医院中几个卧床不起的受害者。他们的形象令人难以忘怀--一个可怖的变了形的、烧焦了的男子，日本人曾试图把他活活烧死，一个搪瓷炊具店的职员，头上狠狠地挨了一日本刺刀(住院6天之后，他脑子的颤动仍清晰可见)；一个被轮奸的受害者，日本兵几乎砍断了她的头。

　　尽管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乔治·菲奇最终把片子偷运出中国。1月19日，他获准离开南京乘坐日本军用车上海，在火车上他和“一群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可憎的日本兵”同坐一节三等车厢。有关南京暴行的6卷16毫米的电影反转片缝在他的驼毛外衣的内衬里。后来他告诉家人，他心里明白，如果搜到他带着胶片，马上就会杀了他。不过幸运的是，菲奇把它们到了上海，并在柯达店里制成4份拷贝。其中一份由纳粹党人约翰·拉贝从上海带到德国。其他几份有的最后到了美国，菲奇和其他传教士在那儿给信徒和政治团体演讲时放映过。影片的几个画面转载于《生活》杂志；真实镜头的几个片段出现在弗兰克·卡普拉的新闻纪录短片《我们为什么战斗：中国之战》。几十年之后，这些镜头又重现在两部发行于90年代的历史记录片：《证据》和《天皇的名义》。

　　人们大可想像，当这些有关日本人各种暴行的书面报告、照片甚至影片设法进入世界传媒时，日本军事领导层是如何地暗自恼火。许多安全区的领导人生活在持续的恐怖之中。他们相信，如果日本人有办法逃脱罪责的话，一定会把他们都杀了。有些人把自己关在屋里，入夜之后没有两三个人作伴不敢冒险出门。至少有一人，即乔治·菲奇，推测日本人会悬赏要取他的脑袋。但尽管害怕，他们继续轮流在晚上护卫安全区的关键地区，并坚持宣传日本人的各种暴行。1938年1月28日，约翰·马吉写道："日本人恨我们甚于恨敌人，因为我们向全世界揭露他们”。“我们都感到意外，我们竟无一人被杀，而我们是否都能平安离去仍是一个问题。

　　第七章铁蹄下的南京

　　南京的暴行持续了数月，尽管最惨烈的事件是集中在前六至八个星期。到1938年春，南京人知道大屠杀过去了，而且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能被征服，就不需要把他们全部杀死。当南京屈从于日本人的统治时，军队开始执行征服全体南京人民的措施。

　　起初，没有什么可征服的，一个外国人写道：“你难以想象这座城市的杂乱无章，各处倒满了污物和垃圾。”废物和人肉在大街上腐烂，因为没有日本人的允许，什么也不许干--甚至不许处理垃圾和死尸。确实，有几天军车碾过在水西门下面的几英尺的死尸，碾过死尸是为了使平民牢记抵抗日本人的可怕后果。

　　据观察家估计，日本人损坏的公共财产按1939年的美元计算，总共约8．36亿美元，而私人财产损失至少1·36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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