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台布隆伯格终端机，实时显示自己公司的股价。可见李嘉诚无时无刻都在关注着自己的公司的股价。

　　江绍唐问道：“坊间有传言，你与现届政府关系不佳，这对你做出商业决策是否有影响？”

　　李嘉诚道：“健康社会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息息相关。关键是政府的权力要在法治的基础上公平公正地落实执行，永远不能选择性行使权力，勿令人对政府的公平性失去信心。我与香港或各国政府的关系都是建基于此的，不会因个别领导人或官员的变动而受影响，最重要是政策要令商界有信心。不过，我观察到一个不健康现况在扩散中：“为官难，为民亦不易”，这对政府和社会来说都是双损局面。有时候我庆幸自己并未当官，因为为官者要面对如何平衡和解决不同权益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演变成更大的问题。”

　　江绍唐道：“在过往六十多年经营中，你如何处理与政治的关系？与政治打交道时你的原则是什么？”

　　李嘉诚道：“我不是聪明的人。如果政治问题真的冲着自己而来，担忧也没用。我没有参与政治，但我关心政治，政治跟经济根本是手和脚的关系，假如两者背道而驰，是难以处理的。我希望政治和经济好，让人民富国家强。我曾经说过，讲真话，做实事，有贡献。我的基金会不停地做公益事业。我并非万能，无法预测政治变化，也绝对没法影响政治，我只能以我的智慧做出对股东有利的事。”

　　江绍唐道：“你近年的投资，为什么多选择在欧美那些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

　　李嘉诚道：“这跟你要成立黄金海外投资是一样的，做商业贸易的人，最希望就是遵守游戏规则，因此一定选择有公平法律的国家，我们在一些国家经营三十多年，政府并没有因为我是外国投资者而出现不公平的对待。世界上的投资机会和选择，实在令我们应接不暇；集团可以挑选有法治、政策公平的环境投资。”

　　江绍唐道：“你曾经说过，财富的增加到了一个程度，便不会带来更多安全感。但如果财富继续增加，是否带来不安全感？”

　　李嘉诚坦然的说道：“不会。”而且只有两个字。

　　江绍唐道：“这是你最艰难的时候吗？”

　　“不是。”李嘉诚说道：“我跟你说过了，我的最艰难时候是十三四岁。12岁时，日本侵华，我和家人从潮州来到香港，后来日本入侵香港，母亲带着弟妹回到潮州，我与父亲留在香港。日本统治香港期间，没有什么好日子可以过，13岁父亲因肺病住进医院，不够一年，他去世。照顾父亲这段时间我因为喜欢看书，发现自己也有肺病，病情接近危险阶段，但我告诉自己不能死。j身为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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