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也有用。所以，很多大事来的时候，我也能解决”。

　　其实江绍唐更愿意将李嘉诚这种冷静归结到他少年的成长经历上。李嘉诚出身于书香门第，爷爷是清朝最后一科秀才，两位伯父在民国初年，还曾跨海留洋取得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博士学位。而李的父亲，则是小学校长。但因为二战爆发，故乡潮州被日本侵袭，李和家人逃难到香港。没想到，1941年日本攻占香港，母亲只好带着弟妹回老家。更没想到，贫困抑郁的父亲染上肺结核，半年之后就去世了。14岁的李，独自面对父亲的死亡与埋葬，“一夕长大”。更祸不单行的是，年少的李嘉诚也染上了肺结核。

　　“这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李嘉诚回忆说，“我告诉自己不能死，身为大儿子，为了母亲和弟妹，为了前途，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没有钱去看病，李嘉诚便只能用自己发明的方法对付肺病，清晨到山顶呼吸新鲜空气，李替厨师写家信，以交换鱼汁与鱼杂汤，强迫自己喝下这平日最讨厌的食物，只因知道这些汤有营养价值……

　　一位采访过李嘉诚的记者写道：李嘉诚的心胸之大——收购和记黄埔此等之事一直秘不外宣，甚至自己的老婆也不知道，一切都自己心算——是撑出来的：丧父、养家、肺病、贫穷……当一个人在自己15岁左右经历这一切挑战而没有被打垮，他就没有什么是不能承受的了。

　　孤独是李嘉诚最自然的常态，“他会不断自己抛问题、自己回答。”虽为华人首富，但李嘉诚却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每天早餐还是吃着红薯饭，看似简单，其实简单之中也蕴含着养生之道，只是一般人不清楚而已。

　　“他11岁就逃出来，一路上都是一个人在奋斗，他老和我们讲自己缝衣服，到现在依然如此。”一位下属告诉江绍唐，李嘉诚的袜子都是不能见人的，因为他自己缝补了好多次。这让江绍唐都为之感动动容，这让江绍唐想起了另外一个自己尊敬的人，周恩来总理，他穿的衣服也是补了又补的。

　　李嘉诚鼻梁上的黑框眼镜，打从1972年长江实业上市记者会开始，就再也没有变过。手上的手表，也总是同一块，直到最近在一次旅行中看到一款西铁城的太阳能手表，他非常喜欢，才很大方地跟售货员说：“你不用给我打折啦。”这款手表的售价是3000港币。

　　在创办长江塑料厂时，李又开始订阅英文《当代塑料》及其他西方专门的塑料杂志。与此同时，李开始将部分资金投资华尔街上市公司股票，李从不按直觉投资，而是仔细研读公司财报，研究商业规则。华尔街财报是李的英文老师、商业教练，也是李的私人投资获利来源。

　　在这位友人看来，经过几十年的磨炼，李嘉诚早已学会了和孤独相处，所以，登上人生的高峰之后，少有高处不胜寒之感。

　　而李嘉诚的豁达和乐观，也皆来自于此。今年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发生罢工事件，工人们在长实门前扎起帐篷，拉起横幅抗议，李嘉诚的照片被画上魔鬼的红色双角和白色獠牙，额头上还被写上了“奸商”两字。因为要从门口进出，李嘉诚看到也非常不高兴，但几个小时之后，他就开解了，李嘉诚和他们开玩笑说，哇，这个上面，把我的头画得还是笑的。

　　“工潮的冲击大，还是逃难到香港的冲击大呢？”江绍唐问道，早年的经历，早已让李嘉诚练就了百折不挠的心态，“他找到了平衡内心的秘诀”。因此对于李嘉诚来说，真正强大的内心，是当年小时候逃难中形成的。

　　在李嘉诚的办公桌上，有两块小玻璃，上面是李自己写的两段话，一段是：求百事之荣，不如免一事之辱；邀千人之欢，不如释一人之怨。而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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